政治与哲学︱海德格尔的1933年:纳粹主义与哲学家

原标题:政治与哲学︱海德格尔的1933年:纳粹主义与哲学家

海德格尔

2014年海德格尔的《黑皮本》开始出版,据说是坐实了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倾向——尽管相关段落并不多——并且进一步地表明他在1933年投靠纳粹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1933年海德格尔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在这不久前他加入了纳粹党;他于1934年辞去校长一职,但纳粹党员的身份一直保持至战争结束。海德格尔于1976年逝世,在这之前他亲手整理了早年的文稿,并在遗嘱中规定了出版顺序,在他的设计下,呈现给人们的已然是经过净化的著作——当然,其中依然有许多“真实”的东西。事实上,早在战争结束后,海德格尔就已经在考虑以后的教职问题,为此他重拾早年间为了谋取教职而锻炼出来的“实践智慧”,来到对知识分子不是那么严苛的法国开设讲座。战后海德格尔的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功臣之一当然是后来被他强烈批判了的萨特。在战后,海德格尔似乎真的发生了某种“转向”:如果说三十年代的著作基调是“战争”,那么现在的基调则是“泰然任之”,他开始考虑诗与思的问题,而彻底冷却了政治参与。至少看起来如此。尽管在他曾经的学生列维纳斯、洛维特等人的努力下,人们还记得他曾经的政治立场问题,并且隐约感觉他的著作有一种过于冷寂的味道,在这种基调之下人们看到的是他对苦难的无动于衷和对罪行的刻意回避。但这些来自哲学内部的批判不管怎么说都太温和了。此时人们只是意识到,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没有伦理学——这一点海德格尔自己也供认不讳,但人们依旧觉得这至少是某种可以保证独立的哲学价值的东西。在这个背景下,来自法里亚斯等人的批判让以往的海德格尔研究陷入了尴尬。法里亚斯在《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1987)中指出,即使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海德格尔就已经在从事政治倾向极为可疑的活动。他试图证明,纳粹主义或者说疑似纳粹主义的那种政治倾向始终贯穿着海德格尔的整个生涯。

不管怎么说,它至少比纯粹的海德格尔哲学研究要“进步”些。这类史学考证确实不太像是哲学应该做的事情,但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情与文本分析同样重要:“知道我们是否未受道德的欺骗”。尤其是对于海德格尔这样一位有着“狐狸”之称的、善于经营自己文本的哲学家。成名后的海德格尔的术语越发晦涩难解,这种神秘的特质本身就吸引着人们去诠释。人们很容易落入他所设下的迷宫,而这个迷宫很有可能是一个陷阱。

然而诸如法里亚斯这类批判往往陷入另一个极端:它不仅仅试图证明,海德格尔具有政治倾向,同时也试图用其政治倾向来解释其哲学。尽管像理查德·沃林等人一再强调,不能简单地把海德格尔的哲学整个地划为纳粹主义,但这种说法依然横贯于他们的论著中:“通过这种‘政治思想’,他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的理解寻找哲学上的根据”。仿佛哲学是一种能被刻意锻炼的技术手段。如果哲学被理解成这样的东西,那么其实根本就谈不上哲学,一切就只有政治及其修辞。法里亚斯确实提供了不少关于海德格尔政治倾向的可信描述,但这种描述太外在于文本。在这一多少有些“有罪推定”的视角下,海德格尔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右翼,但这种论述过于暴力了,我们完全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论证尼采与纳粹主义的亲缘关系——这更加值得我们警惕,因为纳粹当年正是这么做的。

与此同时,就算这类批判成功地将海德格尔的哲学还原为政治,它也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一方面,在这些作者预设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与纳粹主义之间,至少还隔着一个叫做“保守主义”的东西。这一政治主张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尼采,很多时候它也被批评者们挪用为纳粹主义的标志符号。但如果混淆保守主义和纳粹的界限,那么前者中的很多人都会冤枉至极。海德格尔的批评者们经常指出,他著作中的共同体、领袖、土地、天命等观念无一例外都是纳粹的惯用修辞,而即使海德格尔辞去校长职位,他也承认“国家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真理和伟大”。但事实上这些词语都可以在保守主义的原生语境中被发现。如狐狸掩盖自己的足迹一般,海德格尔在回顾自己生涯的时候也总是掩盖自己的思想来源,仿佛他的思想是如晴空霹雳一般来自直接的存在领会。但在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文化界,这种保守主义风潮一度为知识分子圈子所共享。当然一切“主义”都只是一个掩盖异质性的空洞名称。共享着保守主义话语资源的写作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拆解重构着这些术语,我们可以把海德格尔看做是其中较为激进的一位。经过存在论的洗刷,他将这些术语所带有的同时代人的气息尽可能地抹除了,使它们变成更加纯洁的质料,从而可以用于道说他的哲学抱负。

因此,法里亚斯所说的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纳粹这一论断是失实的。然而这一纠正并不能对他在1933年的政治错误有所帮助。海德格尔是随着纳粹的掌权而“成为”纳粹的,然而他终究成为了纳粹。但问题依旧在于,什么是“成为”?他发自内心地认同了纳粹的意识形态并自愿成为其中的一员,还是一种暂时的委曲求全,或者与虎谋皮?

不能否认的是,保守主义是海德格尔政治倾向的基调,而它同时也确实是纳粹主义这一怪胎的观念生父。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同纳粹的部分主张,这一点并不难以理解。然而,正如斯格鲁在《海德格尔的危机——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中写道的那样,“通过历史语境的考虑,我们不仅知道其他哲学家投身于纳粹事业,而且明白他们这样做乃是出于迥异且互不相容的原因”。“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哲学家共享着一个界限清楚的知识空间,因而很可能认同某些基本设想。幸运的是,这两种解释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合起来比分开来更能合理充分地解释历史事实。事情很可能是这样:1933年的德国哲学家既认同某些具有同一政治方向的观念,也因其不同理论设想而以不同方式解释这些观念。”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纳粹获得了海德格尔的部分认可,不是对某一高高在上之物的崇拜,而更像是对一套多少有些道理、但总体上依旧粗浅并且需要智慧的哲学家去引导的体系的承认。然而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势力,纳粹以绝对的优势统治着哲学家,他们的嘴皮子无益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学术和政治前途,乃至身家性命,都取决于纳粹长官的一念之间。

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的姿态比起来,海德格尔甚至算是为数不多站着吃饭的人。和云格尔等人相比,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简直就像是遮遮掩掩。这一点引起了纳粹的不满,他逐渐成为了纳粹所不待见的人。洛维特对此的描述是:“魏玛政体垮台后,有些教授已经站队了。与他们发表的不计其数的小册子和演说相比较,海德格尔的演说具有极端的哲学口吻与劳神苦思的强调;它是其袖珍型的表达杰作和撰述杰作。就其哲学标准来衡量,企划与自始至终具有一个罕见的暧昧性,因为它努力将生存论范畴与存在论范畴从属于历史契机,一边这些范畴创造出如此幻象,即其哲学内涵对政治情境具有先天的适用性”。海德格尔所呼唤的哲人王一样的领袖,其实一直是自己而不是希特勒。

在担任校长后不久,海德格尔就意识到自己和纳粹谈不拢。在1936-1937年左右,海德格尔已经放弃了他就职演讲中那种张扬姿态,并开始从政治中回撤。这一回撤不仅意味着海德格尔政治热情的冷却,同时也影响了他的论述。这一点体现在他在这几年间做的《尼采》讲座中——我们多少可以把他对尼采的态度视作他对纳粹的态度在理论领域的写照——在一开始,他将尼采视作形而上学的终结者,但在后半部分,他意识到尼采依旧是另一个、而且是最后一个柏拉图。而纳粹尽管具有“内在真理与伟大”,但它同样属于存在历史的迷误,它配不上海德格尔的参与。现在他似乎意识到作为真理的存在秩序是无法由一个哲人王实现到具体的现实政治之中的。政治家愚笨,哲学家羸弱。我们不能说海德格尔的哲学论述是政治性的,甚至,一种真正“政治性”的东西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否可能都是一个问题——海德格尔的政治论述都是哲学性的。或许这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更加悲哀:他不具有犯政治错误的能力,因为他本来就不具有政治行动的能力。

当然,我们也能发现海德格尔身上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在巴姆巴赫的《海德格尔的根》中,作者认为“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从未真正变化过;他从未放弃他关于原生性扎根状态的存在论神话。改变了的是他在那个时代多变的政治现实中解释这一神话的方式。”在三十年代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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