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九一八”英灵,不应该忘却这些“小人物”

原标题:祭奠“九一八”英灵,不应该忘却这些“小人物”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宏嘉】

88年前的9月18日,柳条湖的爆炸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注定改变了每一位东北人乃至中国人的命运。近些年来,随着“十四年抗战”的概念越发深入人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将士短暂但壮烈的抗战义举开始越来越多地走进公众的视野。以马占山、李杜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东北军爱国将领,以及以杨靖宇,赵尚志等人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领袖,在东北沦陷之际奋起抵抗日军的入侵,大大地振奋了民心,也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名垂青史。

不过,在这些为了不做亡国奴誓死抵抗的,更加“著名”的军人之外,还有一些在现在看来并不知名的“小人物”,也尽己所能地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这些“小人物”也许并没有机会在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但是,在“九一八”之后东北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们的所作所为仍然成为了划破沉沉黑夜的,转瞬即逝的闪光。

王铁汉与赵镇藩——孤独的抵抗者

1907年,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加强奉天防务,在奉天北郊约3英里处设置北大营,后为东北军所沿用。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前后,关东军在距离北大营880米处的柳条湖秘密引爆小段南满铁路,并嫁祸于东北军,随后驻于奉天大和旅馆和北虎石台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炮击北大营,于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待机的日军同时南下,开始攻击北大营。而此时驻守北大营的,正是东北军独立7旅王以哲部。

王以哲作为少壮派军官的代表人物,很是被张学良所器重,其下辖的独立7旅也是驻留关外东北军中少数的精锐部队,军官大多是接受正规军事教育的精英,是支持张学良同奉系勋旧派抗衡的中坚力量,王以哲亲书旅训于北大营中: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人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结成团体,共赴国难。

虽然全旅对于九一八事变前日军的种种挑衅行为有所戒备,也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可能遭受的攻击,不过9月18日夜,第七旅显然没有做好共赴国难的准备。当日,王以哲本人在城内参加武汉水灾赈济会议,并未驻留军中,多数团级指挥官夜都在家中安眠,日军进攻北大营时,全旅的实际指挥官则只有当晚留宿军中的参谋长赵镇藩,以及冒着日军炮火从家中赶回北大营的620团团长王铁汉。

赵镇藩(1902-1967),吉林省启吉县人,1923年东北陆军讲武堂第4科步兵科毕业,1927年北京陆军大学第七期毕业,1931年5月任东北军独立第7旅参谋长;王铁汉(1905-1995),辽宁省盘山县人,1922年北京大学预科肄业,1923年如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科毕业,1925年北京中国大学肄业,1931年初任陆军独立第七旅620团团长。

赵镇藩收到日军进逼北大营消息后,随即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同时致电王以哲以及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请求指示,荣臻命令赵镇藩“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赵镇藩气愤地质问荣臻,“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臻则回答,“军人要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王以哲也致电赵镇藩,命令其执行上级不抵抗的命令,收枪入库,赵镇藩表示恕难从命,命令部队做好防御准备。11时前后,日军进入北大营防御范围,赵镇藩肩负起整个第七旅的指挥工作,顶着抗命的危险下令部队向日军射击以争取时间,日军转而使用火炮打击东北军驻地,赵镇藩有效利用这一窗口期,命令北大营中的非战斗部队撤出北大营。

11时30分,王铁汉赶回北大营,三次致电王以哲请求率队迎敌,然而得到的回复仍旧是“不准抵抗”,只得同赵镇藩一同,率领部队边打边后撤。19日凌晨1时40分,进攻的日军开始接近王铁汉团,并炮击营房,荣臻再次致电王铁汉,令其不准抵抗,王铁汉激愤地回答:“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凌晨2时,日军增援部队抵达,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冲击北大营内面对身边不断倒下的子弟兵,王铁汉再也无法忍受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转向官兵大声疾呼,“上边不许我们还击,可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就这样任日本人随意宰杀呀!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今天我宁可违抗军令,也要打他狗日的!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杀敌的战场上!”随即下令部队开始还击。

凌晨3时前后,面对攻势不断加强的日军,以及上峰不断施加的压力,独木难支的第七旅只得选择突围撤离北大营,赵镇藩指挥部分兵力在东营门两侧压制关东军,以掩护大部队撤退,王铁汉选择殿后,他率领620团当头痛击关东军的拦截,最后翻越营垣撤出北大营。凌晨5时30分,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第一旅撤往锦州,并10月初在张学良的指示下撤入关内。

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后人往往希望能够塑造一名“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形象,不过在我看来,时间的先后或许并不重要。不论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黄显声、马占山、王铁汉,还是并未为世人所熟知的驻长春东北军第663团、驻南岭东北军第671团,以及驻哈尔滨东北军第22旅。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驱羊入虎口的上级,以及叛逃投敌的战友,每一名仍旧选择坚持抵抗的东北人手中射向侵略者的子弹,都是打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他们是乱局漩涡中孤独的抵抗者,但是他们并不孤独。

1945年,赵镇藩和王铁汉分别在河内和杭州参与日军受降,相较于大多数选择投靠日伪的原东北军将校(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赵王二人能够在14年的抗争和坚守中迎接最终胜利的曙光,是否可以说正是9月18日夜晚种种的一个印证呢?

宁恩承——士报国恩的年轻“船长”

北大营十里外,日军的炮火声惊醒了我们的第三名主人公,东北大学校秘书长宁恩承。宁恩承(1901-2000),辽宁省辽中县人,少时就读于省立奉天第一师范,1921年入南开大学,1929年留英归国,就任边业银行总稽核,1930年末,张学良亲自将宁恩承调任至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

日军占领吉林市

9月18日晚,宁恩承同往常一样返回校园家中就寝,10时许,巨大的爆炸声将宁恩承从睡梦中惊醒。起先宁恩承误以为是校办工厂锅炉爆炸,但在通过电话确认却是无事发生,宁恩承放心不下,遂奔行至校长办公室,途中一发炮弹再次从他头上掠过,随之划入东方夜空,而爆炸的目标,正是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宁恩承开始发觉事态不妙,随即不断给帅府,奉天省府,教育厅拨电话,帅府并未有接听,时任奉天省主席臧士毅仅仅冷冷地告知宁恩承:日本人攻打北大营,学生不要闹事。时任奉天省教育厅长金毓黼也向宁恩承确认了关东军开始军事行动的消息。

既然无法从官方获得更多援助,便唯有自救。为了应对日军可能毁坏校园的电力设施,宁恩承首先立刻动员学校工作人员,将可以找到的一切照明器具集中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为了防止炮弹落入校园中造成伤亡,宁恩承劝说校医留守学校随时听候调遣。最后,为了保护学校中的200名女学生,宁恩承将全部女学生转移至由钢筋混凝土筑城的校体育馆中避难。全部部署妥当后已然凌晨,宁恩承再次给有关部门一个一个拨打电话,但都未收到任何回复。凌晨2时许,宁恩承方在暂熄的炮火和机枪声中忐忑入眠,所幸一夜无事。

9月19日清晨,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方在知晓18夜间的骚乱,宁恩承家中早早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师生。早6时,宁恩承召开了全校大会,会上他向师生了通报了前日夜间以来发生了种种事态,并安抚大家,日军在沈阳的驻军驻军只有三千人,主要用于占领东、北大营,兵工厂,帅府以及各级政府,人手注定不足,因此校园暂且安全,

英国人有一传统,一艘船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妇女小孩先下船,先上救生艇,其次是男的乘客,再次是船上的水手,最后是船长。如果船沉得太快,船长来不及逃生,这船长就随船沉入海底。今天我是东北大学的船长,我们这条船处在风浪之中,不知要有什么危险。我向诸位保证,我一定遵守英国传统,策划安全出险办法。如果遇上危险,逃生的次序一定按我所说次序实行:妇孺先离船,其次是教授、学生,再次是职工,我是永守舵位,尽力让大家先逃生。

随后他又话锋一转,郑重地告诫在场的所有师生:

中国向有国家养士的传统。古人说“士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应有“士报国恩“的准备。如果暴风暴雨不久就过去了,大家平安无事岂不好。反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

日本人虽然没有第一时间“造访”校园,但宁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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