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为何西方人试图彻底解决中东问题,却催生了更多遗患?

原标题:书评|为何西方人试图彻底解决中东问题,却催生了更多遗患?

撰文 | 王三义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这一句绕口而又有哲理的话出自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之口。他的原话是:“在打完了‘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之后,看起来他们在巴黎大获成功,缔造了‘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这句话中的一个“和平”是反语,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标榜为和平做安排,却没有缔造和平。世界范围内的战争结束后,中东地区的战乱才开始。戴维·弗罗姆金

(David Fromkin,一译“大卫·甫罗姆金”)

以这句话做书名,并在著作的开头引了整句话。该著作的全名是《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本书初版于三十年前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9)

,而栾力夫翻译的中文版近期出版。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美]戴维·弗罗姆金著栾力夫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社202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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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22年中东的变动,

是19世纪欧洲“大博弈”的延续和最高峰

戴维·弗罗姆金善于讲故事。在书里,他俯瞰整个中东。凡是这一时段

(一战前、战时、战后)

发生的事件,召开过的有关中东的国际会议,涉及的人物、法令、协定等,他都有或详或略的点评和阐释。栾立夫的中文翻译,准确地传达了戴维·弗罗姆金所讲的故事和所持的见解。除了第一部分“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对1914年之前欧亚重大事件的跳跃式回顾和勾勒,全书其余部分都按照时间顺序,逐年逐月描述八年里

(1914-1922)

发生的大小历史事件。从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策划安排中东未来、世界大战的中东战场、协约国之间或公开的磋商或私下的密谈、到战争后期对西亚重要城市的占领,再到巴黎和会前后关于中东局势的争论,以及阿拉伯大起义等重大事件,国际联盟及其委任统治方案。全书夹叙夹议,在对各种相关联的事件进行描述的同时,穿插着作者对人物和事件因果关系的评论。

全书有一条线索,即围绕着丘吉尔在中东的活动来写。全书始于丘吉尔1912年游览地中海,终于写丘吉尔政治生涯受挫,在1922年丢掉内阁职务和下议院席位,去法国南部旅行和写作,还提到丘吉尔在几年后重返政坛。

戴维·弗罗姆金的目的是全景式地描绘出当时在整个中东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大国政治是如何在那样一个特殊时刻重塑中东的。他所理解的中东,除了平常所说的西亚和北非的穆斯林国家,还包括中亚部分国家。他把现代中东的重塑过程放进更广阔的背景下审视。他认为20世纪数年

(1914-1922)

的变动是19世纪欧洲“大博弈”的延续和最高峰;我们不能单看英国在中东扮演的角色,还要看到俄国的地位和作用。因为这样才能解释因为什么英国在中东要阻挡俄国和后来的苏联。

巴黎和会四巨头,从左到右分别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

这本书重点讲了两个可分可合的故事。第一个故事的起点是基钦纳伯爵在一战初期的决定——即计划如何与法国和俄国一起瓜分中东;接着,基钦纳伯爵指派马克·赛克斯具体去执行此计划,在战争期间为英国勾画出中东的未来蓝图。这一故事在演进中有着许多曲折的情节。后来,英法势力范围的划分,大部分都是按照马克·赛克斯的方案实践的。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英国官员在这八年内为什么多次改变主意,在真正开展重塑中东的工作时却失去了信念。戴维·弗罗姆金认为,英国的一部分政治家和民众对帝国主义的冒险厌倦了,对费萨尔的支持不坚定,对法俄两国的态度也多次改变。戴维·弗罗姆金在“引言”中说,他构想这本书时,只是打算写欧洲人是如何改变中东的,写完之后却发现,他已经记述了双重的改变:一是欧洲本身的改变,另一是欧洲人对中东地区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他记述了这两种改变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样,书中所记述的就不仅是关于现代中东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历史,也是关于20世纪的世界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历史。

这本书以大量篇幅写外交官的活动,探究外交官决策的过程,尽量不遗漏各种协商、谈判、沟通、签约的细节。书中的一些细节描写,条分缕析,环环入扣。比如,艾伦比、劳伦斯、费萨尔几个人,为了策划由费萨尔控制叙利亚,花费了不少功夫。后来艾伦比、劳伦斯等人又秉持政府的意见让法国控制叙利亚,逼走了费萨尔。为了安抚费萨尔,策划成立伊拉克国家,让费萨尔当伊拉克国王。整个过程和惊险小说一样情节曲折,悬念不断,很吸引人。

费萨尔,1921-1933年为伊拉克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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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试图彻底解决中东的问题,

却催生出更多的问题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戴维·弗罗姆金对关键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因此,这本书可以当作学术著作来读。书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对战前中东历史的判断。作者认为,19世纪末德国和俄国在中东的影响取代了英国,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是德国,德国人把铁路修到了中东。德国和法国在中东的投资也超过英国。这些反映出英国影响力的衰落。英国在1907年与俄国谈判后签署了条约,表明两国在亚洲事务上达成谅解:两国都不插手西藏事务;俄国放弃在阿富汗的利益,并允许英国继续掌控该国的外交;波斯被划分成三部分,英国和俄国自取所需,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伦敦的高级官员和在中东的下级官员的看法有差异,首相阿斯奎斯和外交大臣格雷并不谋求英国在中东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但驻开罗和喀土穆的低层官员却企图获得阿拉伯地区。不过,他们都相信,奥斯曼帝国不久会崩溃,欧洲大国中必有一国出来收拾残局。他们也都相信,中东地区剩余的独立部分最终也会遵从欧洲的支配和指引。

第二类是对1914-1922年一些历史细节的判断。作者认为,1922年的解决方案并不是通过单一的行动、协议或是文件形成的,而是由诸多彼此独立的行动、协议和文件共同形成的。英国人自以为1922年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中东问题。英国政府把1922年的重点解决方案看作自己的成就。一方面,英国在中东获得的战利品比想象的多;另一方面,欧洲其他大国似乎愿意接受中东领土分配方案,不再诉诸武力。英国和法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指派统治者建立政权。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这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在1922年前后建立的。英国也承认了埃及名义上的独立。总之,欧洲列强终于实现了把中东民族的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愿望。

1922年,凯末尔(图中敬礼者)率领土耳其军队进入士麦那。

第三类是对战后局势的分析。作者认为,苏俄被安抚了。苏俄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的边界被划定,这是很关键的。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终结后,其领土被土耳其、英国和法国瓜分。土耳其民族自己独立建国,英国和法国要在中东各自的势力范围实行委任统治,共管中东。这是完全出乎欧洲大国的政治家预料的。土耳其的边界在1922年后半年和协约国达成一致,并在第二年的洛桑会议上得以确认。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通过与中东和中亚邻国签订条约确定了边界。中东似乎由此实现了和平。

针对上述三类问题,戴维·弗罗姆金有如下几点评论:其一,欧洲人对中东的占领和统治,结果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发现,改造中东是一项很艰难的工程,而“欧洲人不再拥有完成这一事业的资源和恒心”。英国人想长久留在中东,也有在中东建立霸权的愿望,但前提是实现这一目标不需要太高的成本,正如丘吉尔提出的,成本低廉地控制中东的天才计划。问题是这样的前提不存在。因此,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不但不成功,而且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陷入泥淖,被迫离开中东。

其二,英国在中东的政策和方案,在刚出台时看似高明,而让其真正发挥效力时,基本上不合时宜了。战争期间的那些挖空心思的协议和条约,随着战争的进展而落空。战后的中东计划,不是因为中东局势变动而破产,就是因为英国内阁换人而搁置。例如,希腊计划由于凯末尔军事胜利而成为空谈。英国和法国、俄国之间的妥协性成果,随着首相和外交大臣的更换而“人走茶凉”。英国政府对中东局势判断屡屡失误,政治首脑人物推行中东政策,时而热情高涨,时而失去兴趣。

其三,显然,英法等国低估了宗教在中东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俄国推行自己的一套观念,英国推行自己的一套理念,他们最不在意的因素恰恰是后来中东地区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其四,1914-1922年欧洲人在中东的战争和条约,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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