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先驱谭人凤永垂不朽——纪念谭人凤诞辰160周年暨逝世100周年(一)

原标题:辛亥先驱谭人凤永垂不朽——纪念谭人凤诞辰160周年暨逝世100周年(一)

谭人凤(1860-1920)

谭人凤(1860-1920),原名有府,字符善, 号石屏,晚年自号雪髯、梅城(老)叟,人称谭胡子,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加入洪门,萌发反清革命思想,随后加入华兴会、同盟会,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五四运动,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中华民国、建立和巩固民主共和制度、推进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毕生的努力,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860年9月20日(清咸丰十年八月初六),谭人凤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新化县永靖团福田村(今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鸭田镇南湾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谭家世代务农,力耕自食。谭人凤有兄弟六人,他最幼。自幼病喘的他,靠着其兄长们的帮助,得以入私塾读书。谭人凤虽然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未考中。1889年参加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后,谭人凤决意放弃科考,到村内义学当塾师。

谭人凤早年的生活环境较为封闭,与外界联系较少,因而对外界发生的变化知之甚少。但他爱读《船山遗书》,受到过传统民族气节的熏陶。1895年冬,谭人凤邂逅见多识广的邹代藩,并通过邹代藩对古今中外大事的谈论,“思想因之一变”。1896年,谭人凤在本村创办“福田小学”,仿照“泰西教法”进行教育改革。不久,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追求进步的谭人凤千方百计订购了《时务报》《新民从报》等维新变法的读物,如饥似渴地阅读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的文章,眼界愈广,“感触愈多”,逐步接受了康、梁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成为康、梁的信徒,并参加不缠足会,主张移风易俗,男要剪发,女不缠足。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被镇压后,谭人凤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认识和仇恨进一步加深,逐步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1903年,谭人凤来到新化县城文场内,创办了群治小学堂,希图通过办教育开启民智,培养反清革命人才。但不久,谭人凤认识到,办学“取道迂远,未能济急”,乃“改与会党耆帅游”,开始了联络洪门会党的工作。是年11月,谭人凤参与筹建华兴会,次年又积极在宝庆策划响应长沙起义。起义流产后,谭人凤又与刘纲领等人策划隆回起义,事败后远赴日本东京寻求革命志士,并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结束了以往“抱一部落主义以自雄”的活动方式,坚定地踏上了民主革命的新的战斗征程。在同盟会中,由于“谭人凤年辈最长,孙中山、黄克强以次均一向对他尊称‘先生’而不名”。此后,谭人凤积极参加同盟会策划的反清武装起义,无役不从,并在这些起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武装斗争思想。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在总结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后,逐步认识到,“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鉴于当时同盟会本部涣散和两湖地区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实际情况,为领导长江流域的反清革命斗争,谭人凤与宋教仁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并被公推为总务会议长兼交通干事,不仅负责主持总会工作,还兼任“管理联络各等社会及会籍、选举、纠察、赏恤、通讯事务”等重要工作。

中部同盟会总会成立后,谭人凤、宋教仁等人积极策动武汉革命党人反清起义,促使湖北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大反清革命团体实现大联合,并奔走联络江苏、安徽、湖南、浙江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福建、四川、陕西、云南等省的革命党人,从而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和各省的响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起义筹备工作稍有头绪之后,谭人凤即派吕志伊、刘芷芬去香港向黄兴报告湖北及长江流域各省运动情况。黄兴听取汇报后喜出望外,对谭人凤等中部同盟会负责人的工作感到十分满意,表示“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与效驰驱”,并特赋七律《和谭人凤》,对谭人凤奔走两湖,积极策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反清武装起义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10月10日凌晨,武昌起义爆发。正在为起义运送武器的谭人凤和居正在南京至汉口的轮船上闻讯后“喜不自胜”,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武昌起义前线。14日上午,谭人凤抵达汉口后,急忙赶往武昌,作为第一个抵达武昌的中部同盟会总会负责人,参与湖北军政府的领导工作。谭人凤的到来,给武汉革命党人带来了黄兴对武汉革命党人工作的肯定和中部同盟会总会在长江流域策划武装起义的计划,极大地鼓舞了湖北革命党人的斗志,增强了他们必胜的信心。17日谭人凤主导祭天誓师仪式,并代表同盟会给黎元洪授旗、授剑,对于稳定黎元洪,振奋民军官兵士气,激励武汉市民的革命热情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谭人凤与居正按照《革命方略》大旨,起草军政府各机关条例,使湖北都督府的各项工作,“始稍有头绪”。

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响应武昌首义,成功发动了长沙起义,一举推翻清政府在湖南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湖南军政府。但起义成功10天后,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同时遇难,湖南的革命形势陡然一变。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谭人凤奉黄兴之命,与刘揆一、周震鳞等人力挽狂澜,维持湖南稳定,从而保证四批湘军相继入鄂,对武汉前线抗击清军的战斗给予了有力的支援。

11月下旬,汉阳前线吃紧,谭人凤闻讯又赶到各兵营演说鼓动,激励士气。汉阳失陷后,黄兴东去,黎元洪避走葛店,武昌成为危城。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谭人凤又挺身而出,担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抱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慨然担负起支撑危局,保卫武昌的重任,使武昌“防御诸事,渐有头绪,人民亦安堵”,从而为武昌首义之区的稳定和巩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全国各地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民国成立前后,南北双方围绕国体问题、清帝退位后的优待条件展开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谭人凤坚持“推倒满洲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的主张,坚决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坚决反对保留清帝称号。同时,在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他坚决反对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坚决反对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辞职让权,表现出彻底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国成立之后,谭人凤认为:“破坏告终之日,即建设开始之时。”因此,他拥护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政策,深刻认识到“民生者,则取社会政策,务使家给人足,无甚贫甚富之悬殊”。为实现民生主义理想,他积极建言献策,投身民国建设事业。他督办粤汉铁路,积极推行铁路国有政策,以利国福民;他关注民生,发起兴办各种实业,以纾民困;他关心曾为反清革命做出过贡献的会党兄弟,发起社团改进会,希图化消极因素为民国建设的积极力量;他巡阅长江,力图加强长江江防、整治长江流域治安;他坚决反对沙皇俄国分裂蒙古,积极主张征蒙,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民国初年,党派林立,党争激烈。谭人凤反对党争,宣称不党主义,对民初无序的政党活动多有批评,并呼吁各党各派消除成见,集中建设人才,共同推进民国建设。但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打破了他的幻想。“二次革命”爆发前夕,谭人凤还希望通过努力调和南北,避免发生战乱,但看到袁世凯磨刀霍霍,准备向革命党人开刀,又彻底丢掉幻想,主张力促湘粤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坚定走上武装反袁的道路。随后,谭人凤奉黄兴之命,赴湘敦促湖南都督谭延闿响应江西宣布独立,壮大了革命党的反袁声势。“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因被袁世凯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悬赏缉拿而被迫逃往日本。在日期间,谭人凤继续坚持反袁斗争,努力维护革命党人内部团结,并多次赴南洋积极为反袁活动筹款,待机再起。

护国战争爆发后,谭人凤积极响应,于翌年4月下旬回国参加反袁斗争,主张除恶务尽,严惩祸首,并冒酷暑赴山东调处民军矛盾,为护国战争的开展和深入作出了贡献。护国战争结束后,谭人凤虽未曾担任一官半职,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仍然以革命老同志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活跃于民初的政坛之上。

191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参战之争、府院之争、张勋兵变,溥仪复辟、护国运动爆发等重大事件相继发生。谭人凤态度鲜明、积极应对,坚决主张中国中立,反对中国参加一战。对于张勋拥溥仪复辟,谭人凤“闻不胜愤,上气几死”,予以坚决反对,立即与孙中山、唐绍仪、章太炎等人在沪邀集社会名流及热心共和志士商量讨伐张勋复辟计划。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孙中山毅然举起护法大旗,谭人凤坚定支持孙中山护法。护法运动爆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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